一号文件解读丨新能源车下乡，车型与功能要符合农民需求

       刚刚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新能源车下乡并非新鲜事物，早在2020年，我国就启动了新能源车下乡活动。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活动也在2022年开启，2022年8月，商务部、乡村振兴局等十三部门联合发文，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其中就包括绿色智能家电下乡。

       与以往相比，新一轮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有何特点？如何规避下乡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德才，他表示，“随着乡村居民收入的普遍提升，新能源车下乡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在推动政策的执行中，应注意防范相应风险和规避投机行为的出现。同时，还应注意，提振乡村消费的根本，即提高农民收入。唯有收入高了，消费才能上去。”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德才。受访者供图

消费拉动经济，乡村力量不可忽视

新京报：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在你看来，这一举措有何背景？

杨德才：2022年12月份，疫情防控放开之后，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当前社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拉动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消费。事实上，早在2022年4月份，我国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其中就包括“积极推进实物消费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消费”等。这一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也是刺激消费、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表现。尤其在当前，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消费增长的速度非常慢，从公开的数据中可以看到，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城乡居民的存款增长很快，这也意味着，消费依然十分疲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政策的推动和刺激，拉动城乡消费，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新京报：为何要重点提出乡村的消费拉动？

杨德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5%，但即便如此，也依然有数亿人居住、生活在乡村。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的消费潜力不容忽视，尤其在经历三年疫情之后，可能出现消费的爆发期，农村消费更应该重视。同时，新能源汽车下乡、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对农村消费升级、农民生活质量的提质升级，也有积极的意义。

新京报：当前的乡村，是否有新能源车和智能家电下乡的条件？

杨德才：应注意到，一号文件提出的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我国乡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目前已经接近两万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番。而从有条件的地方看，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江苏，农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7万元左右，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多，可以说，在有条件的地方，农村居民消费新能源车、绿色智能家电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新能源车下乡，车型、售后都需加强

新京报：在你看来，新能源车下乡，是否会有市场？

杨德才：新能源车下乡并不是新事物，几年前就在推动。近两年来，新能源车在城市的销售非常火爆，但在乡村，占有率还比较低，因此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新能源车的种类已经非常丰富，相应的技术逐渐成熟，性能也逐渐稳定，尤其是绿色环保的新能源车，也符合我国社会绿色发展的大趋势。同时，除了少部分品牌，大部分新能源车型的价格也在逐渐下降，这对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新京报：新能源车对基础设施如充电桩、电网等要求较高，乡村是否具有了相应的条件？

杨德才：新能源车在乡村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从基础设施来说，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建设，硬化路入村入户已经相对普及，道路情况大为改善，而且乡村居民大多居住条件比较宽敞，自家的房前屋后也有条件配套充电桩。从适用性上看，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相对较小，且受气候、温度的影响比较大，而相对城市居民，乡村居民的活动半径比较小，续航方面的影响也就相对较小。尤其在乡村公交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条件下，新能源车对乡村居民的出行帮助可能会更明显。

新京报：推动新能源车下乡，当前还有那些难题待解？

杨德才：新能源车下乡有自身的优势，但短板也比较明显。首先，即便乡村居民可以在自家房前屋后配备充电桩，但出行必然会有在外面充电需求，公共充电桩的建设仍待加强；电网、道路等基础设施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其次，乡村居民购买新能源车，需求可能是多样的，有的是为家庭出行，有的是为运载农产品，或者兼而有之，这就需要新能源车在款式、功能、车型等方面更丰富，可以满足多重需求。其三，售后服务的问题要解决，在城市里，4S店已经很普及，汽修服务也很便捷，但乡村的汽修服务仍旧非常薄弱，即便在一些发展相对较好的地方，依然如此。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不断加强的。其四，当前大多数人对新能源车的认识仍有局限，在宣传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绿色智能家电，需方便老人使用

新京报：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市场方面的潜力如何？

杨德才：总体来说，当前正处在传统家电向绿色智能家电转型的关口，整个社会普遍在进行更新换代，消费者对绿色智能家电的认识程度、接受度也都比较高。在乡村也是如此，所以说，相比新能源车下乡，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可能条件更加成熟，难度也相对更低。同时，绿色智能家电的两个特点本身就符合人们的普遍理念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即生态、低碳、可持续、智能化。从这个角度看，绿色智能家电替代传统家电，也相对比较容易。

新京报：是否也有一些难点需要克服？

杨德才：第一个问题，乡村的配套设施要跟上。比如智能化的家电，往往可以远程遥控，这就需要网络的稳定性，同时多样的家电，对乡村电网的要求也更高，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乡村电网的改造，以适应新时代、新形势下乡村对电能的需求，这方面未来仍需要进一步推动和加强。第二个问题，乡村中生活的人群，大部分都是老人、儿童，而智能家电的操作往往更复杂，所以智能化可能会成为农村中老年人使用的拦路虎，出现老人不会用、不能用、不敢用的情况。第三个问题，乡村的售后服务同样需要加强，和城市不同，乡村的居住更分散，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可能很远，这就要求更加强大的售后服务能力。第四个问题，还是认识的问题，通过加强宣传等，持续提升人们对绿色智能家电的认识。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杨德才：首先，通过更加广泛、深入的知识普及工作，让乡村的中老年人有更多机会了解绿色智能家电，有更好的条件、更多机会去学习绿色智能家电的使用。其次，进一步改善配套设施，为绿色智能家电的普及和使用提供基础。其三，从提高认识上来说，除了加强宣传外，还宜选择知名的企业，现在的农村、农民并不闭塞，对知名企业还是了解的，而通过知名企业推动产品下乡，也可以更快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如此，新能源车下乡也是如此。

刺激乡村消费，其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推动新能源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杨德才：从根本上来说，消费的潜力来自收入。要想方设法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没有收入，消费也无从谈起。同时，从刺激消费的角度，也需要通过不断加强乡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等，让乡村居民有钱的同时也敢花、肯花。

新京报：产品下乡，是否也有一些需要规避的风险，如骗补、以次充好等？

杨德才：这样的担忧确实是存在的，类似的现象也确实可能出现，所以必须要有完善的执行和监督体系。通过政策扶持，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产品下乡，帮助乡村居民消费的提质升级，本是一件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对乡村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同样有好处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严格的监督，尤其是涉及金钱的，监督要跟上，防止好的政策没有起到好的效果，甚至起到反效果。几年前，我曾经参与调研新能源汽车下乡，当时也提出建议，对补贴的环节进行重新调整，不是补贴生产企业，也就是说，不直接补贴新能源汽车或绿色智能家电的生产者，而是要把补贴直接发放到购买者手里，由购买者支付给生产者，如果发到生产者或销售商的手里，必然会存在执行走样的风险。此外，对补贴的流向，也要建立全程的跟踪体系，确保相关补贴用在相对应的消费中，同时防范联合骗补等投机现象。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